在战争年代，上级与下级因不愉快而要求调离的情况并不多见，但偶尔也会发生，特别是在东北民主联军当中。例如，2纵4师的师长胡继成以及6纵18师的师长王兆相，都曾有过类似的请求。
提到王兆相，东总首长曾评价他：“一个资历深厚的同志，虽有丰富的游击战经验，但指挥大规模作战仍需进一步学习。”抗战胜利后，王兆相所在的山东渤海军区，抽调了几个军分区的部队来组建独立旅，他被任命为旅长，并奉命挺进东北。到达东北后，这支独立旅被编入7师，隶属于该师的21旅。7师作为山东军区渤海军区的主力部队，师长杨国夫原是渤海军区的司令，实际上，这些部队大多数都是渤海军区的老部队。
1946年秋，山东军区7师与新四军3师7旅合并组建了6纵，王兆相的部队被改编为18师，原7旅改为16师，而7师与冀热辽19旅则改编为17师。按照资历和作战能力的排序，16师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主力，原叶挺独立团和红一军团发展而来，是一支战斗力强大的部队。紧随其后的是17师，由红军老部队发展而来，擅长攻坚爆破，日后成为攻坚作战中的王牌。相对而言，18师的战斗力较为薄弱，抗战时期由地方军分区发展而来，任务通常是配合作战。
展开剩余63%在作战过程中，16师和17师常常担任主攻任务，而18师则更多承担配合作战的职责。这种情况让王兆相逐渐认为18师是一个“二等师”，总是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，却被纵队指挥误解，战功也常常被记到其他兄弟部队的头上。特别是在三战四平后期，6纵司令直接指挥所有部队执行任务，而18师在完成任务后，纵队首长误以为他们没有按要求到达指定位置。兄弟部队为此作证，纵队首长才为误会道歉。
此战中，18师伤亡超过千人，在兵员补给方面，王兆相感到自己所带部队没有得到应有的照顾，其他部队的补给则相对优厚。这让他深感愤怒，要求调离。此时，6纵领导班子中，司令员洪学智、副司令杨国夫、副政委刘其人等都与王兆相有着深厚的战友情谊，尤其是杨国夫与刘其人，他们知根知底，一直支持王兆相。然而，当王兆相提出离开时，领导们纷纷劝他不要轻易作出决定，毕竟误会可以消除，委屈也可以忍受，但王兆相的固执让他依然坚持自己的决定。最终，上级批准了他的请求，将他调往辽吉军区担任军分区司令。
地方军区的职责主要是为前线提供物资保障，确保辖区的稳定，因此战斗任务较少，所辖部队的战斗力也较为有限。然而，1948年2月后，地方部队开始被要求组建二线兵团，配合主力部队机动作战。因此，王兆相的职位也从军分区司令改为独立12师师长。独立师与主力野战军相比，作战规模和任务要小得多。以辽沈战役为例，主力野战军负责攻占锦州，阻击塔山、大虎山等敌人，而数十个独立师则负责围困长春，王兆相所率领的独立12师便是围困长春的预备队，属于二线部队中的二线。
辽沈战役后，上级安排王兆相留在沈阳担任警卫任务，但他仍然请求调入关，最终参与了平津战役的结束阶段。随后，他们的独立师被编入49军。随着49军的主力南下，王兆相的部队被留下，后来在南下时，他的部队已经错过了中南战役的关键时刻。之后，王兆相被调往湖南担任军分区司令。从1947年秋离开主力师到解放战争结束，他几乎没有参与过任何重大战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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